「女書」一種只有女性了解、彼此溝通使用的文字;在家庭間代代相傳,傳女不傳男。《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作者顧燕翎踏上「女書」原鄉的旅途,窺見長久被打壓的婦女史

《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這本A4大小、每一頁面的四角都有手繪裝飾的布面精裝書,問世已經超過二十年了,於世界各著名大學的圖書館都占有一席之地,女書的故事也在香港、台北製成舞台劇,在好萊塢拍成了劇情片,到世界各地公演。

此書出版十九年之後,二○一○年,我終於和好友們林維紅、余漢儀、范情、謝園及維紅的女兒刑本寧一同踏上前往女書原鄉的旅途。這趟旅程新鮮有趣,美景無限,卻不無遺憾:為出版這書穿針引線、兩岸奔波的鄭至慧己於一年前隨風飄逝。在紀念她的週年,我們試圖尋覓故友的屐痕,會見她因女書結緣的朋友,一償宿願。


(photo credit:謝少林

女書,這世間獨一無二的女人祕密文字,曾經悄悄地在湘桂粵交界的山區流傳,因為隱祕,不知始於何時,卻因戰爭、文革和流行文化入侵而告終。1991年,這些不被看好、村婦之間的私密書信首度在台北集結成冊、布面精裝出版,漢字與女書對照,並且做成英文簡介,向全球發行,著實震動了全球婦女研究界。

江永到台北的直線距離超過一千公里,當時兩岸未通,江永還是管制區,群山環繞,沒有鐵、公路直達,從四面汪洋的台灣過去,千山萬水,還得克服重重人為障礙。當時女書的自然傳人多已凋零,僅剩兩、三位老婦,和台北以青壯年為主的婦女運動者相差至少兩個世代,語言不通、文化隔閡,是什麼樣的動力讓都會的女性主義團體傾其所能、不計成本,集體抄寫、出版從未謀面、世居深山、纒足老嫗的私密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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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權社會中,女人做為他者和第二性,有人自覺,有人不察,但在本質上,處境實屬雷同,差異的可能只是程度。女人各自在自己的時空掙扎,就是所謂的油蔴菜籽般的命運吧,自覺為他者或第二性的歷程也是各自成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與其他女人相遇,看見彼此,得到印證,也因而獲得智慧和力量。女人似乎總是在別的女人身上看到自己。

翻開婦女史,女人的成長在集體的、婦運層次和個人層次同時進行著,互相交錯增強。

和地方性的社會運動相比,婦運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女人和女人之間那份互相傾訴、互相扶持的需求,這份需求甚至可以跨越文化差異,得到滿足。

往前追溯,早在十九世紀,不同國籍的女人就不辭舟車勞頓、環繞地球、一次又一次地召開世界婦女會議,在現代化客輪和飛機尚未問世之前,這樣做需要多大的勇氣和盼望,得儲蓄多久啊!

婦女運動的目的在改變社會現狀,過程中自然會遭受既得利益的抗拒和反撲,運動越成功,反撲的力道也就越大。從一九七○到一九九○年代,世界婦運聲勢日盛,聯合國接連召開了四屆全球婦女大會,但同時收編婦運成果的行動也來勢汹汹。


(photo credit:澳門婦女事務委員會

一九七○年之後的世界,出現了許多女性主義書籍,如《女性情義力量大》(Sisterhood is Powerful,1970)、《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Our Bodies Ourselves, 1971)等等,女性成為言說的主體,女人用自己的、女性的眼光看自己的身體、看週遭世界。

二十年後,女性中心的出版事業更盛,《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經過一版再版,變成厚厚一大本的女性健康手冊;Morgan再出了一本《女性全球大團結》(Sisterhood is Global),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學教授MarijaGimbutas 揭露了考古學的重大發現:《女神文明:古歐洲的世界》(The civilization of the goddess: the world of oldEurope, 1991),探討新石器時代及之前的母系文明和女神崇拜,證實了以非暴力為基礎的女性文化不是烏托邦,在地球上的確曾經存在過。這些研究成果鼓舞了女性主義者歡欣樂觀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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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女書店那時還沒有成立,婦女新知基金會設有出版部,至慧主責,一九九○年出版了《四十七個女人最真實的聲音》,目的在讓平凡女人發聲,彰顯女性文化。然而,銷路並不好,初綻嫩芽的女性主義在父權的土壤上得不到多少養分,甚至受到婦女研究機構打壓,被排除於學術之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辦「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首次召集兩岸三地的婦女研究者共聚一堂,十分難得。但會裡會外各自仍守著自己的小圏子,互動不多。主辦單位因為「失誤」,不小心將我與鄭州大學的李小江安排住在同一房間,台灣的領導則住到面海的高級套房。

主辦人不好意思地再三道歉,我和小江卻一見如故,形影不離,整天說個沒完。她總是在談她夢想中的婦女博物館,我則三句話不離女性主義。我支持她的夢想,建議博物館取名中華,不要用中國,這樣更為包容。她卻對源自西方的女性主義有諸多批判,堅持尋找自己的路。次年三月,她在鄭州召開「中國婦女社會參與和發展研討會」,邀請我參加,我邀了至慧一起去,這也是我第一次登陸。

那次會議有很多第一次:六四後第一次的全國性學術會議、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全國婦女研究會議,也是許多人的第一次接觸。氣氛有點緊張,但情緒極為高昂。大陸的婦女幹校系統、婦聯系統、港台、歐美都有人參加,學術與實務並重。每晚有不設主題的「夜間沙龍」,大家天南地北聊個沒完,欲罷不能,曲終人難散,也激勵大陸產生了第一代婦女研究學者。

當時台灣剛經歷解嚴,婦運聲勢正盛,但也面臨反挫,女性主義受到壓制。大陸則是正要對外開放、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婦女研究停留在前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最關心大男、大女未婚的問題和女性的離婚與就業。雙方用不同的觀點和語言詮釋女性意識,對許多大陸參與者而言,體現「自我意識覺醒」意味著揚棄過去文革年代的壓抑,在服裝、美姿、美容上追求西化的時尚,在情感上尋找避風港,或做一個家庭事業兼顧的女超人,從共產主義的單一性別回歸傳統男女有別的價值觀。(給職業婦女一個愛的鼓勵!家庭與事業兼顧的方法

因此,當宮哲兵教授在會議中展示他無意中發現的女書作品時,大陸學者認為,這些目不識丁、小腳村婦的作品毫無文學價值,不值一顧。台灣的婦運者卻如獲至寶,特別因為作者不識男字、未受父權文化洗腦,而彌足珍貴。遠離中原的山區、漢瑤雜居的化外、女人之間的祕密書寫,有可能逃過父權文化的天羅地網嗎?世上可能存在我們夢寐以求的原生態女性文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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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會後至慧立即改變行程,隨宮哲兵回到武漢,親自檢視他收集的女書原件和翻譯稿,決定在台灣出版,期間她越過崇山峻嶺,親訪江永做田野研究。然而,女書作者習慣於身後焚毀作品,文革也沒有放過這個遠在天邊的山區,損毀了大部份倖存的作品和女人相聚吟唱女書的花山廟。後人只有憑藉女書曾經存在的事實和留存下來的極小部份作品遙想那曾經綻放的女性創造力和生命力。


(photo credit:聯合國官網

《女書》的問世集結了眾多人力:原著者、保存者、發現者、翻譯者、編印者、出資者等,缺一不可。出版時封面上原本根據合約只印上宮哲兵的名字,新知方面極不以為然,我們堅持至少應加上原作者的名字和主編鄭至慧,最後至慧仍不掛名,但同意改為高銀仙、義年華、胡池珠著,宮哲兵編著。這樣做違背了合約,也憑添了哲兵和原作者子孫之間的誤會,他們向他索取報酬,而新知內部也因為此書成本過鉅,回收不易,引發不快。

二○一○年九月,宮哲兵自己生病了,他的兒子宮步坦律師和江永的何校長陪著我們,與來自武漢的密小華和她女兒、金鳳、袁麗霞、曲漢,來自四川的申子辰、來自深圳的沈鷺等人一同在江永的青山綠水間走訪女書遺跡和舊友,想像至慧當年的跋涉。長年研究女書的周碩沂先生己經過世了,楊仁里先生仍健在,他多次提起至慧的樸實勤奮還拿出自己保存的至慧親筆卡片,唐功喡、吳多祿先生都記得至慧的謙讓,女書最後一代傳人高銀仙的孫子胡強志已經長大成人,現在經營女書文化站。

曾經接受當地政府女書培訓的新一代女書傳人何靜華不曾見過至慧,要求我打開電腦檔案,看著至慧的照片,即席做了女詩一首,和周先生的妹妹周惠娟當場高聲吟唱: 

一根紅線連向天,
天下姊妹連攏來;
瀟湘河水深千尺,
不及天下姊妹情。

這根紅線讓我們暫忘世俗的煩憂,牽連起古今西東、天上人間的真情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