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念無明》裏看苦痛背後的無以名狀,既沒有出口也不知該從何訴說,寂靜悲傷裡盼的只是雙聆聽的耳朵。

前幾天去看了電影《一念無明》,過程中一直隱隱激起了一些情緒,卻極度壓抑,且若有似無,在結束的那一刻,臉上洗出了兩行淚。

這一部電影看似平淡,實則充滿張力。平淡的是故事場景、劇情、人物,如你我在真實生活中會發生的事;張力的是人物間的對話、情緒、思緒,寫實到每秒都用力扎進你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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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所有場景,幾乎都是由兩人對話組成——父親與兒子的對話;媽媽與兒子的對話;未婚妻與阿東的對話;阿東與小男孩的對話。群體對話的場景,大概只出現在鄰居討論著把阿東父子趕出去那次。

他們說了什麼?

你可以聽見,他們說香港就是沒有空間,你把一個精神病人困在蟻居裡,不病才怪;他們說這已經是這個月第 3 起中環跳樓案件,工作與生活壓力把大家逼死了;他們說不懂得怎樣當一個好的父親、好丈夫,所以逃避是最容易的。

他們說的是環境壓碎了一個人的靈魂,關係的斷裂與心痛,那些生命本質的苦。

你也可以聽他們「事實上」說了什麼。醫生問阿東:「你有沒有自殺的念頭?如果有的話,就要住院。」他立刻回答:「沒有。」他說的不是我不想自殺,是我不想住院。爸爸在精神病患互助團體中謊稱他姓陳,他說的是我仍然害怕他人的眼光,如何看待我這樣一位精神病患的父親。

他們沒說的那些

阿東這一個全劇最壓抑的角色,從來沒有講過,對於父親與母親的漠視,他多麼悲憤;從來沒有講過,他獨自照顧瘋狂又失能的母親,多麼無助;從來沒有講過,被關在精神病院長達一年,又是多麼絕望。電影的每一幕都呈現出了這些苦痛,可你就是沒聽見阿東親口訴說。

也許他自己不清楚怎麼說,又或是這個世界,沒有騰出這樣的空間給他。就像在好友 Louis 的婚禮上,阿東受不了現場賓客無視新人的無禮,搶過麥克風訓斥大家,即使你覺得他說得這麼對,但當「精神病患」這個標籤貼上時,他就再也得不到聆聽的基本尊重,說出的每句話在旁人聽來,都是瘋狂而無理的。

無以名狀的痛苦,讓寂寞更加疏離

我想起美國醫生大衛畢羅,他在 31 歲那一年生了重病,從醫生變成病人。在那段時間,他深刻體悟到身為一位病人,原來有著怎樣的苦痛與折磨。後來他在著作《聆聽疼痛》中說到,痛苦不像快樂有很強的外向性與感染力,相反地,病痛(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擁有強烈的向內性,緊緊地攫著每個肉體與靈魂,不得不往自己的內在深處走。當你牙痛時,全世界只剩你跟你的牙齒;當你精神痛苦時,全世界就剩你跟自己的情緒在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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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疾病強烈的向內性,往往讓病人跟世界中間築起了一座高牆,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這麼強烈的痛苦,只有他們感受得到。旁人也無法相信,你真的有這麼痛苦嗎?

回到電影本身,我覺得阿東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沒有空間,他的情緒無從宣洩,他的糾結沒人了解。

一念無明,是佛家語,又稱「煩惱障」,指我們無時無刻在冒出的那些念頭,因為無以名狀,也不知從何而來,所以「無明」。

也許苦痛最痛苦的地方,正是它的「無以名狀」。找不到話語精準描述,讓人無從訴說,無從宣洩,也無法讓旁人有一個靠近的機會,因而痛苦,又更加寂寞。

聆聽痛苦,讓話語成為繫帶的可能

大衛畢羅認為,在這座高牆的兩端,「話語」,成了可能的溝通媒介,連結彼此的繫帶。你也許可以了解,當我說:「頭痛得像有一萬隻蜜蜂在裡頭竄。」那腦袋幾乎爆炸的感受,或是「心痛得像有人不斷用力揉爛我的心臟,我卻喊不出聲,只能一直哭泣。」

當我們可以用隱喻來捕捉那些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的疼痛,用「在」取代「不在」,就可能可以讓病痛,離這個世界更近一點。

因此,聆聽,成了真正重要的一件事。

痛苦的人,也許不需要你的處方簽,或是你的好建議,只是需要一雙,願意靜靜聆聽的耳朵。表示你在那邊,與他一起,什麼也不用做,就只是在那裡而已。但大多數的我們,總是無法不帶想法地聆聽,急著開出一張張的處方簽,追求每段對話都要有效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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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因為一念,墜入無法復返的人間地獄,或是救贖你身邊重要的人。你也可以因為一句話,扼殺關係中的情感,或是讓萬念俱灰的人生,不再這麼折磨。

電影的最後,阿東爸爸在無數徘徊與掙扎中,在眾人面前道出了他兒子的故事,和內心一直以來的沈痛告白。原本他想,就送兒子回精神病院吧,專業的醫護人員會給他最好的照顧。但後來一個轉念,卻說了:「其實,不是每件事都可以外包給其他人做。」這一個轉念,他轉身回去找兒子,並在鄰居的抗議中,選擇站回兒子的身邊。

最後一幕,阿東第一次抱了父親,靜靜地說一句:「沒事了。」是在對父親說,更像在對自己溫柔地說一句:

「沒事了沒事了,一切都會過去。沒事了沒事了,我們回家吧。」